身为一名休育记者，常跑中国游泳集训队，采访之余，也常向陈运鹏总教练请教有关中国游泳队的历史情况。作为新中国游泳队最早的成员，中国第一批运动健将中的一员，担任过近八年中国游泳队副总教练和六年总教练的陈运鹏对我的问题几乎无所不知，有问必答， 这使我产生了一个念头，即把他所讲述的一切写出来，古人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得失。” 在今天中国游泳运动正大步跨入世界泳坛强国之林的时候，这些“往事与沉思”将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思考和启示。——执笔者罗京生记

丧失了时机

    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以后,体育界也同其他领域一样陷于瘫痪,正常的工作秩序被完全打乱了,不要说比赛,说是日常训练也停顿下来。那时中国游泳队的主要任务就是到各地为工农兵作表演,我们先后到过浙江、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海南岛等地,每到一地,都下到厂矿企业或公社等最基层单位,表演的内容有潜水、打水球,还有一个节目叫“克服困难”,就是把自己的手腿都绑起来游泳。直到1971年7月16日,为了纪念毛主席横渡长江才在武汉长江中进行了一次比赛,不过当时不叫比赛,而叫汇报表演。

    1972年,国家队的训练和比赛开始逐渐恢复。1972年在北京体育馆游泳馆曾进行了一次比赛,参加100米蝶泳比赛的一共有7个人,其中有6人是我的队员,那一年我35岁,也参加了那次比赛,结果我获得第四名,这倒不是因为我的成绩有多好,而是因为国家队长期没有进行正规训练,运动员的训练水平下降太多的缘故。

     中国游泳从1952年到1965年,平均每年打破15项以上的全国纪录(按每年每个项目一次计),其中刷新纪录最多的一年是1965年,共26项；最少的一年是1963年,为10项。假如和世界游泳运动的发展作一个比较,那么从1957年到1965年9年间,我国选手打破全国纪录的次数和世界各国选手打破世界纪录的次数正好一样,都是145次(按每年每个项目一次计),进步幅度大体相当。1966年上半年文化大革命还未开始,因而我国运动员上半年仍然刷新了15项全国纪录,但是从1966年下半年直到1970年整整4年半的时间里,由于“文化革命”的破坏,我国选手再也没有打破过一次全国纪录,国内游泳水平基本处于倒退的状态中。

    然而恰恰是在这几年中,由于奥运会大量增设游泳比赛项目,推动了世界游泳运动水平迅猛提高。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便设有游泳项目,当时一共4个小项,而且全是男子项目。第五届奥运会开始增设女子项目。到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游泳项目一共11项,男6项,女5项; 56年中奥运会游泳项目只增加了6项;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增加到13项;1960年罗马奥运会又增加到15项,1964年东京奥运会为18项,到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时,游泳一下猛增至29个小项,大体上确定了奥运会游泳比赛的内容和规模。从那时到现在,虽然又经历了6届奥运会,但游泳项目只增加了男女50米自由泳两个小项。假如研究一下从5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游泳运动发展情况,可以发现游泳成绩的提高基本呈一个上弧形,而弧顶正好是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这个时期。按每个项目每年一次计,从1957年到1993年37年间,全世界一共打破世界纪录541次,平均每年接近15次,而从1968年到1974年这7年间,全世界共打破世界纪录140次,平均每年达到20次!人进我退,中国游泳同世界游泳的差距就是这样拉开了。

   中国游泳协会1958年退出国际游联以后,国际游联曾采取严厉措施禁止协会国的游泳选手同我国进行比赛交流。1960年我们到匈牙利比赛,尽管当时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他们国家的泳协也害怕被国际游联处罚,所以那次比赛没有出售门票。比赛时,场内一个观众也没有,完全是秘密进行的。文革期间,我们同其他国家的交往就更加困难了。当时同我们交往的只有一个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也不是国际游联的会员,不怕国际游联的处罚。进入七十年代以后,我国体育界开始逐步恢复与世界各国的交往,著名的“乒乓外交“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的,但大部分项目仍然比较闭塞。1973年,根据中美两国文化交流协定,美国有一个游泳队到中国来访问比赛, 他们回去以后收到两份函件,一份是当时美国国务卿的祝贺信,上面写到:“感谢您对美中友谊作出的贡献。”另一份是美国游泳协会的通知,上面写到:“你违反了国际游联的规定,你被开除出美国泳协。”

    1971年以后,国家体委所属的大部分运动队开始恢复正常训练。当时,我们已经知道世界游泳水平在这几年里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说明他们的训练方法和手段也一定有了相应的突破,要想追上世界水平,必须了解和掌握世界上最先进的训练方法和手段,这是自50年代以来在中国游泳队中形成的共识,可是由于交往上的困难,我们只能从有关杂志上寻找一些零星片语的资料,这远远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73年年初,中国游泳协会邀请到澳大利来的著名教练卡莱尔到中国讲学,从而在我国游泳界掀起一股强劲的“卡莱尔旋风”。

卡莱尔旋风

    到目前为止，在中国游泳发展的历史中，还没有任何一个外国教练能像卡莱尔一样，对中国游泳界产生如此广泛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他还担任着中国游泳协会的名誉顾问。早在1956年中国体育代表团准备赴墨尔本参加奥运会的时侯，我就知道了卡莱尔的名字了，当时他已经是澳大利亚国家队的总教练。1972年 慕尼黑奥运会，他的队员古尔德一举夺得女子 200米、400米自由泳和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 三枚金牌，女子800米自由泳银牌和女子100 米自由泳铜牌，这个成绩只有汉城奥运会上前东德选手奥托的成绩可以相媲美。卡莱尔也因此声誉日隆，成为举世公认的著名教练。

    中国泳协对卡莱尔来华讲学非常重视，事前专门成立了一个调研组，有北京体育学院的 游泳专家梅振耀，国家体委科研所高原训练专家翁庆章和技术专家曹文元、广东游泳队教练谭永绪和我五个人组成，任务主要就是记录和研究卡莱尔的训练思想和观点。

    卡莱尔这次来我国一共停留了十余天，除了在训练局讲课外，还到北京体育学院讲了课。 卡莱尔不是运动员出身，而是一位地道的学者。 他身高1．80米，留着小平头，衣着总是很整洁，态度非常和蔼，对于所有问题，他都耐心地回 答。由于长期与世界隔绝，我们对卡莱尔所讲的内容感到既新鲜又有趣，大家七嘴八舌地向他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我提的问题最多，几乎没有个完，以至卡莱尔的夫人同潘静娴开玩笑说：“我见到这位年轻人，已经感到害怕了，我怕他半夜里来敲我们的门，向我们提问题。”

    从那以后一直到1982年，他几乎每年都来我国，帮助我们制定训练计划，甚至到游泳池边直接指导队员训练。在这10年间，卡莱尔的训练方法也在不断改进，但是他的基本观点一直没有变，那就是大数量训练的思想。这种训练思想用卡莱尔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追求数量已经到了一个着迷的地步。”“你每多游一米，就为你的耐力大厦增加一砖一瓦。”“速度能力来源于耐力，耐力出速度。”

    一开始，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卡莱尔的观点的。卡莱尔走后，当时的训练局局长陈先曾经组织全局的教练员、运动员和机关干部在北京体育馆听我的调研汇报。那时我已经接受了卡的观点，当我在汇报会上介绍他的大数量观点时，第一个起来反对的就是羽毛球队教练王 文教，他说：“这一观点只适用于你们游泳，如果我们羽毛球也采用大数量中等强度的训练，是打不死对手的。”

    就在那一年夏天，根据中美两国文化协定，美国一批游泳运动员到我国来访问，其中有一位教练叫盖兰，也是一位世界著名教练，他在访问期间向我们介绍了美国人的训练。相比之下，美国人的训练方法比较全面，他们既有超长距离游，又有重复训练，间隙训练，速度训练和主项训练，他们训练的整体强度是很高的。

    1973年冬天，国家队各训练小组和各省市队在冬训中开始实践这两种训练方法。结果，凡是采用美国人方法训练的小组成绩都下降了，而采用卡莱尔方法训练的小组成绩都有提高。其实这一方面是因为文革中国家队和各省市队正规训练中断时间太长，老队员训练水平下降，新队员基础又不牢，另一方面是教练员缺乏经验。因为强度训练是一门非常复杂的学问。世界训练学的泰斗康西尔曼曾经说过：“强度训练是一把两刃刀，稍不留心就会割到运动员的身上。”王冠英也说过：“强度是一匹烈马， 你驾驭得住，你便一日千里，你驾驭不住，你要马翻人亡。”而卡莱尔的大数量中等强度的训练正好适合当时我们队员的身体状况条件，所以采用卡莱尔方法训练的小组都长了成绩。但是当时我们对这一点没有正确的分析和认识，只是简单的认为，卡莱尔的训练方法更为有效。所以从那次冬训后，全国慢慢都走上一条大数量中等强度训练的路，卡莱尔的训练思想也逐渐 统治了我国游泳界，特别是一些体育院校和理论界，一直到今天。

    顺便说一下，卡莱尔的大数量训练观点在一定历史时期中（如70年代末80年代初）对中国游泳队从文革中的停滞状态中走出来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到今天，当中国游泳运动向更高水平迈进的时候，他的训练思想就显得弊大于利了，所以中国游泳运动要继续发展，就必须从卡莱尔的训练思想中解放出来，这一点后面还要讲到。